夏斌：寻找改革突破口要抓一股胀力

　　在党的十八大确定新一届领导人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改革”成为许多人不愿提及的词。不愿提及原因并非不愿改，而是对其长期停滞萌生一种“疲惫”状态。

　　一般来说，人们会把改革期盼寄托于“两会”、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间窗口上。2012年春天“两会”期间，笔者曾问及一位经济组的政协委员有无推进改革提案，其笑笑无奈答，提了这么多年，提不出来什么了。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的三十余年间，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改革，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改革停滞。停滞的漫长十余年，对于改什么，怎么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各界已有诸多建议。

　　对改革的这种“疲惫”状态至十八大党和政府新领导人亮相，终有所改观。新一届领导人确定，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改革的亟盼和信心。十年一轮换的政治周期，能否迎来新的改革契机？有人对重启改革充满信心，也有人较悲观，认为历史不过轮回到原点，难有大改观。

　　我们有理由相信，决策者也迫切希望重启改革。中央各部委都在提交意见，决策者获得信息众多。但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并发，各项亟待改革的内容繁杂。千头万绪，不宜“眉毛胡子一把抓”。

　　改革从何入手？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真实难题。官方及民间各种智库的研究人员对此研究并不多。国务院参事、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梳理改革繁杂内容后，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结合其多年在央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及深交所等市场部门的实践经验，给出未来八年经济改革路线图。

　　本报记者12月25日对夏斌进行了专访。他认为，寻找改革“突破口”就是要抓一股“胀力”。这股力量要能撕破非市场经济运行网，往后能推动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往前可以倒逼各项改革。夏斌表示，这样的“突破口”有二点。第一，抓收入分配不公的改革。第二抓要素价格的改革。这“两大核心”改革，倒逼和推动土地制度、社会安全网、财税体制、国退民进“四大重点”的改革。

　　上篇：求解经济改革“题眼”

　　顶层设计迫切性

　　夏斌：经济领域中的有些改革必然会涉及政治领域，但也不是完全能覆盖政治领域改革中的全部内容，例如民主选举问题。我的基本态度是，在加快深入经济改革中遇到什么政治问题，不要再绕过去，该解决什么就解决什么。但说必须政治改革以后才能经济改革，这种认识又太原则，简单了。

　　过去十余年经济改革之所以停滞，以往零敲碎打，哪里容易推哪里，缺乏系统“顶层设计”的改革模式，是否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现阶段改革是否需要顶层设计？

　　过去改革的缓慢，并不仅仅是没有顶层设计所致。我在《中国金融战略 2020》一书中就金融改革滞后问题谈了几点认识，改革缓慢有决策体系问题，还有决策者认知问题，也有方方面面改革的复杂性，导致顶层设计的滞后问题。

　　从去年开始，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结构调整期，外需减弱，经济增速减缓。若再不深入改革，今后遇到的社会风险比以往会更加突出。从这个角度看，迫切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如果再像过去那样，由各个部门规划，分门别类，四平八稳去改，已比较困难，而且会贻误大局。

　　突破口：收入分配、要素价格改革

       夏斌：要找改革突破口，先需要看清楚具体改什么内容。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问题很多很多，有收入分配、金融滞后、结构失衡、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等各种问题。中间的脉络怎么理清？我认为，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生产法、收入法以及国际收支法，这四种角度的分析能揽括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以及问题形成的原因。因此要找改革突破口，就要搞清这四者之间的关系。通过

　　最近研究分析，我认为这四种结构失衡既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有的有因果循环关系。每一种结构失衡都是从不同层面反映中国这一“不可持续”经济体的特定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

　　比如说，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分析，看到的问题是，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是消费相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在于居民收入偏低，核心问题是收入差距问题，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居民为什么不敢消费？在目前物价上涨背景下，要担心未来子女教育、医疗等各种问题，这又涉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问题了。

　　从生产法角度看，第二产业发展快，服务经济发展慢。二产中的垄断企业借力政府准入管制等因素，促使其大量投资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项目。而且垄断企业又可以撬动大量的金融资本，自然发展快。生产资本要素格局决定劳动收入分配格局。自然政府企业利润高，居民劳动收入就低了。一些重复投资、耗能高的投资之所以能发展，还有一个大的因素，就是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水、油、气、电价格还在改革中，便宜资源被垄断企业所掌握。利率改革又没市场化。这些因素从供给方刺激了不计成本、重复建设问题的产生。当然，从收入法、国际收支法还可以分析下去。当把这些结构失衡及原因脉络理清楚后，寻找改革突破口就容易了。我个人认为，突破口应抓“两大核心”问题。

　　所谓“核心”，就是要抓一股“胀力”，要能撕破非市场经济运行之网的胀力。通过这种“胀力”的改革，应该是往前看，它能推动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往后看，它可以倒逼其它各种改革。在这样的思路下，经过研究，我认为有“两大核心”，第一抓收入分配不公的改革，第二抓要素价格的改革。

　　夏斌：抓收入分配改革，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农村，要倒逼土地增值收益回归农民的改革。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目前还是按照放大倍数的行政思路在改，我的意思是，要突出依法办事。

　　按照市场运作，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要突出“依法补偿”，而不是“公平补偿”。讲“公平补偿”，这个“经”容易被地方政府“和尚”念歪了。

　　这项改革如果往前推进，目前情况下，37%的土地收入归农民，绝大多数由地方政府拿走。如果一改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马上会大大减少，城市基础设施资金就会出现很大窟窿。怎么办？就倒逼财政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力与事权关系必须要有个大改革。这是土地制度改革对财政的倒逼。要提高居民的低收入以及思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财政会出现窟窿，这是躲不过去的。在城市，如果再提高税收起征点、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医疗养老水平要提高，必然又会逼着财政要来个大改革。

　　这是沿着收入分配改革这一脉络思考下去，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要改革，社会安全网建设要改革，这两项改革最后会倒逼财政要改革。当财政改革遇到资金窟窿改不下去了，必然会引起“国退民进”的改革，引导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夏斌：总体来说，利率改革若进一步走下去，必然是利率市场化，核心是放开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后，利率逐步体现市场资金供需均衡，对目前央企国企便宜的资金供给是一种抑制。利率市场化后，对进一步加快汇率弹性改革有好处。因此这又会对内外收支均衡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利率市场化后，意味着银行存贷利差缩小，银行竞争加剧。结果是，有些银行经营不善会破产。这就会逼得中国政府对于已经讨论十年之久的存款保险制度，要抓紧推出。

　　另外一个角度是水、电、油、气、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改革。要素价格的改革，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起到很好的催化作用。

　　我预测，只要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先抓住“两大核心”的改革，在农村，重点是土地收益分配改革，在城市，加快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抓住这两点重点，届时财政一定不是现在的盈余或微弱的赤字，而是会出现大窟窿。这就会逼财政要改革，就会逼得政府卖掉国企部分股权，还富于民。在“两大核心，四大重点”改革中真正难的是四大重点改革，最后会遇到意识形态、政治等方面的阻力。

　　夏斌：城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农民要进城。现在提户籍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不仅是简单的户籍问题。农民进城后，养老、医疗、孩子教育问题都要解决。这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是地方财政支出问题。发改委人士算过，一个农民工进城需要财政支出8万元。如果1亿农民工进城要多少钱？这是很大一笔支出。

　　第二，农民进城后要住下来，要有房，房子里面要配有水、电、气，外面要有道路建设、污水处理等。这意味着要一大笔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谁拿钱？土地分配制度改革后，“土地财政”收入又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减少程度。这些投资需要的资金谁来提供？就要改革现在的各种投资门槛，要想办法引进民间资本。

　　第三，农民进城后要长期住下来，要有长期收入，意味着要就业。企业谁来创？央企很难会去广大中小城镇投资，那就要吸引中小企业去。这又涉及到降投资门槛、降税、落实“非公36条”等改革。

　　另外，城市居民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倍，是中国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能力的主体。目前讨论的城镇化政策并不能涵盖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费、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内容。

　　因此，从结论说，城镇化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确实是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是结果，不是原因。城镇化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演进的结果，是最终的历史任务和目标。只有抓住抓好一项项先期的改革，才能真正提高城镇化水平，因此城镇化本身不能构成改革的直接“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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