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号文件之盼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二年聚焦三农。哪些人最关注一号文件，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近日在基层做了采访。

　　基础设施仍是“最大惦念”

　　“没有人比我们更关心一号文件出台了，做农业，政策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底线。” 1月30日，安徽天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实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像他们这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一号文件的“粉丝”，从深化农村改革，到推进农业现代化，每年的一号文件无不牵动着他们的心。

　　“以前，几十里外山里人想进城，是全家人的大事，公共汽车只能在城市看到，没想到现在农村也能乘坐公共汽车。”安徽省舒城县万湖镇种粮大户陈健谈起公交下乡半是高兴半是惆怅。高兴的是，到镇上就可以坐公交车去县城，惆怅是因为，村子离镇还有2公里，如何到镇上还是个大难题。

　　要想富先修路。与全国各地进程大致相同，2005年年底，安徽基本实现所有乡镇通油路（水泥路），所有具备建设公路条件的行政村通公路。然而，直至2013年4月，舒城县相继开通13条城乡公交线路，通达全县21个乡镇，安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交下乡。

　　用了近10年时间，公交车才跑到乡，并且还只在一个县。公交难下乡，背后则是农村交通建设依然滞后的现实。虽然近年来各级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

　　“路网体系不够完善，村村通工程通村不通组，有不少断头路，且缺乏管护，损坏严重，生产性道路建设滞后，机耕路少且通行条件差，难以适应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需要。” 舒城县交通局副局长江炬森说。

　　“农业生产用电困难。多年来农村电网只解决了农民生活用电，全省农业电力生产线路仅占20%，在我们安庆地区，很多专业大户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农业生产用电在高峰时期送不到田间地头。同时，中央关于农产品加工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的规定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用电成本偏高。”安庆市万利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利云说。

　　“农田水利设施依然薄弱，农田水利投入缺口依然较大，覆盖面有限，水利工程的整体抗灾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部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长期满负荷生产，坝埂崩塌严重，还有一些农田排灌水系不配套不贯通，抗御高温、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能力减弱，去年高温干旱时很多农民甚至大户有水引不到田间。同时，丘陵山区田块高低不平，缺乏机械耕作条件，对粮食生产造成一定影响。”安徽界首市家庭农场主刘大卫说。

　　生产要素瓶颈制约更加突出

　　“三年来，太难了。”这是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君剑接受采访时的第一句话，掰着手指头，他向诉起了难心事。

　　2010年8月，安徽宿州

　　桥区被列入全国首批52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1年12月，帝元公司流转了该区朱庙、塔桥两个村5411亩耕地，期限20年，并最终形成了五大产业板块、循环运营的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0.5亿元。当时，宿州政府方面提出了一个帝元农业不得拒绝的条件：每年每亩地租金不得少于1000斤小麦的市价，当时折合1000—1100元／亩，尽管成本偏高，但当地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政策红利，让帝元农业接受了这个条件。

　　“我们曾经创新和中信信托合作，由中信信托推出国内土地流转第一单的计划，但因为种种原因，该计划搁浅。”徐君剑说，一是针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尚未普遍开展起来，企业融资难，农业产业化企业融资难上加难。

　　二是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保费保额和赔付标准较低，如水稻、玉米、小麦，按照绝收标准每亩最高赔付仅为330元、270元、250元，保险提标扩面难。三是购机补贴尚未普及。虽然国家和安徽省逐年加大了农机补贴力度，但仍然难以满足需求。皖北地区，大型农机补贴需求量大，而目前购机补贴实行全价购机，先到先补，用完为止的模式，只有30%的农户和合作社得到补贴。同时，农机具补贴主要针对普通家庭经营，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倾斜力度不大。应针对秸秆还田机、打捆机、复式作业播种机等农机具实行叠加补贴，以加快淘汰老旧机具，促进新型机具更新。此外，补机手续复杂。四是配套设施用地难，特别是设施用地严禁占用基本农田，而安徽各地基本农田占比普遍较高，皖北地区多在80%以上，导致附属设施农用地无法落实。

　　“现在农技资金申报，到了乡镇一级，一个项目最多只有10万块钱，但申报时间长，有的干脆就不要了。”万利云说，尽管近年来国家资金整合力度加大，但资金分散、重复投入的问题在基层看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中包括，一是涉及部门多，省级参与涉农项目资金分配和管理的单位涉及发改委等十几个部门，在部门内部又有多个处室和单位分配管理。由于职能设置重复交叉，往往一个项目有多方向、多渠道争取资金，产生同一个项目向多部门申报、多个部门向下批复同一个项目等不正常现象。二是涉农项目散，涉农项目专项多、规模小，同类资金分批次下达，不利于基层集中使用资金，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例，国土部、农业综合开发等部门都有专项投入，而且标准不一，难以形成合力。三是统筹协调难。涉农资金管理多龙治水，各部门和单位在下达项目申报方式及项目管理办法上各自为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各异，有些资金是以“项目戴帽”下达，而且多数不在县区整合资金实施区域、建设重点和产业范围，难以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资金投向，发挥整体效益。

　　多项改革面临“啃骨头”

　　冬日的安徽广德县野冲水库，一泓清澈碧水依偎着干净坚固的坝体。坝堤上，常绿的乔木与枯黄的小草黄绿相间。这是全国第一个尝试实施水利设施招投标养护的工程。当地村民告诉，一年多前因为没有明确的管护责任人，水库坝体植被破坏严重，“坝上的小树裁下有时都会被人偷走。”

　　“不光是小型水库，一条农渠会经过很多农户和农田，由于产权难以界定，收益主体、责任主体不明确，有人修无人管，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就产生了。” 安徽省水利厅农水处处长韦金保说，2014年安徽在全国率先试点农田水利建设，对建成后的小型水利工程，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开展小型水利工程管护制度改革。“今后在产权主体真正到位的基础上，将进一步采取多种形式，搞活经营权，提高管护效率。”

　　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缩影。安徽是农村改革发源地，2014年该省在农业领域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在全国表现突出，一是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二是农民收入实现十一年快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多项改革亦在安徽破题。比如农田水利，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主要依靠村集体，当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然而近30年来，由于农村集体力量小，没有经费和主动性去建设，或者建好却没有管好，导致不少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现在还只是开了个头，改革后如何补贴，如何衡量社会化管护的绩效等一系列政策都需要跟上。”韦金保说，农村改革千头万绪，当下尤其需要抓住关键环节，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截至2014年年底，安徽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41.1%，土地流转迅速推进，改变了农业一家一户“小生产”的格局，让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提升。目前，全省规模经营100亩以上的粮食种植大户，劳动生产率是分户经营的近三倍。而且，农民收入得到了改善，流出土地的农民，全省平均1年每亩流转收入800元以上，流出农户在家成员被规模经营主体聘为季节性农工的人均年收入达6000元，远远高于种田收入。

　　“尽管土地流转让低产田、土地荒芜等农业生产领域的顽疾得到了缓解，但大户和农业产业化公司融资困难、农民的失地忧虑等仍然存在，我们去年和北京国际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协议，现在也处于搁置阶段，社会资金进入农业的通道还是不通。”安徽铜陵瑞璞牡丹产业发展公司负责人聂荣说。

　　“粮食种植面临诸多风险，使得我们这样的社会化服务企业也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安徽天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实说，作为一家探索新服务方式的种子企业，他们近年来努力将公司产业链向下游延伸，提供全程机械化代耕服务，即“四代一管”——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插、代机收和田间管理，这种服务方式很快得到基层青睐。但是对企业而言，提供育插秧服务投入很大，也花费了很多心血，但仍会有老百姓投诉，育插秧都没什么问题，最后因为产量达不到，反而要求企业赔偿。“我们特别盼望政府部门能够做两件事，一是制定和出台行业的服务标准，二是社会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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